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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是一种生活态度”何以成为我的座右铭?——借此感恩引领我成为法律人的4位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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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2012/11/29   作者: 未知   来源: 未知   录入:xiaozhi 人气:705

作者:莫于川
许多人知道我常说一句政治正确的大白话:“学习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多年来我在给学生讲课和到党政机关做学术报告时,也经常以此与听众交流共勉。有些学生就提出,很想知道这句话何以成为我的座右铭。我就乘《法学家茶座》约稿和张君周编辑电话鞭策的机会,冒着“王婆嫌疑”来谈谈自己如何成为法律人的学习经历,与大家分享一点学习心得。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我出生于四川重庆,属于“小三届”,也苦遇文革十年动乱,没能好好读高小,中学教育不正规,在社会动荡不宁的时代成长,受到社会大环境的许多影响和冲击,但幸运的是碰上机会读了那时刚刚复办的高中。
1975年高中毕业时,国家尚未恢复高考,我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到四川省永川地区合川县太和区永兴公社八角大队第三生产队插队落户,满腔热情地农耕劳动、修理地球、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由于表现突出,很快我就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生产队副队长、民兵排长,被评为永川地区模范共青团员、合川县优秀知识青年。那时我非常希望能在农村干出一番事业,甚至想过在农村干一辈子呢。但在农村看到“极左”风气影响很大,虚假浮夸之风蔓延,农民生活水平极低,于是对“文革”的做法逐渐产生一些疑虑。我们那一代人,男孩子几乎都崇拜解放军,我也一直渴望当一名解放军战士,于是在1976年底抓住机会应征入伍,实际上我在农村插队务农仅仅一年半。
参军后不久,我国恢复了高考。当时部队规定参军不满一年的士兵不能报考大学,我随所在野战部队搞冬季长途军事拉练途经一些乡镇时,看到许多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排着长队报名参加高考,真是羡慕极了,也有一点懊恼,就这样我错过了1977年底的首次高考。
1978年高考前夕,适逢所在部队学习“硬骨头六连”、“学雷锋”,搞大练兵、大比武,自己作为师、团的技术能手和学雷锋标兵,担负的军需工作非常繁忙,高考深造的愿望和部队工作的需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产生了矛盾冲突。我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向领导表态自己要集中精力完成好紧张的本职工作,主动放弃了当年的高考机会,虽然之后内心也偶感一丝苦涩。
1979年初打响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在战前提拔为排级干部,带兵上了前线,战后又在南方进行长时间的战斗总结和休整,又错过了当年的高考机会。回到原先的部队后,我被提拔为连级干部,两次进军事院校进行过短期学习,随后调入军机关工作。那时部队内部规定只有士兵可以自愿报名参加高考,军官则由组织上安排学习,而我一直是所在部队的工作骨干,也就一直没有被批准参加高考。1984年初我终于有机会从部队转业时已28岁,已不符合高考报名的年龄条件了(那时规定高考报名年龄不得超过25周岁),这样我就永远失去高考机会,再也无法圆自己的“大学梦”了,留下高考情结的内心非常苦涩郁闷。
可能是一种补偿心理的作用吧,后来我回到家乡重庆一边工作一边接受成人教育,一口气读了4个大专、1个本科,在36岁的时候考入西南政法大学读硕士,在41岁的时候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44岁获得博士学位,同时评聘为社会科学研究系列的研究员(教授)。那时曾想继续做博士后,还特意去北大法学院联系过呢,惜因年龄限制未能如愿。
我在重庆社科院工作过十多年,同事们的学历都很高,我作为部门领导、单位领导,当时的学历却是最低的,虽然大家都挺尊重和支持我,但也时时感到一些压力;经过十多年的不间断学习努力,不觉间我成了所在单位取得文凭最多的人,也是唯一的法学博士,这一点好像也很特别,引人注目,偶有杂议。
2001年我作为紧缺人才引进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工作,当了本科班的班主任,共带教了130名本科生。我初次在班会上发表班主任致词时说,特别羡慕他们能够考入这样一所名校接受高等教育,展开美好丰富、无限可能的学习生涯,而我由于种种原因一次次失去机会,留下了没能尝试一次高考的终生遗憾。可是也有学生对我说,像莫老师那样多好啊,直接就读研究生。当时我无言以对。
我的学习经历比较曲折,但最终能够完成学业,可谓机会难得,用时髦语言来说是“党和人民给予了机会”,因此我一直怀着感恩的心,乐意选择传道授业解惑的法学教师岗位,尽力将所学知识服务民众、回报社会。法学是最古老的三门学科之一(另两门是医学、神学),以律师为代表的法曹(法曹包括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等应用型法律人才)是最古老的三类专业人士之一(另两类是医师、牧师)。后来我走上这条古老而又常新的法学研究道路,也是有些机缘巧合的。
其实我从小的愿望是当一名医生。因为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儿时我经常陪她去医院,时常感受到医院的不合理制度和冷冰冰的医生脸。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情景对我冲击很大,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够考入医学院学习成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为患者服务。在农村插队时我就当过业余的“赤脚医生”,后来陆续自学过许多医药卫生教材书籍。但在我国医学教育体制和医疗管理体制下,自学成医的路子似乎走不通,在彻底失去高考机会后,我就逐渐放弃了当医生的想法。
我对于政治课程有兴趣,是从高中阶段开始的。那时出了张铁生交白卷等典型事件,全国的教育教学秩序忽又变得很乱,学生以写大字报为荣,认真上课的老师被嘲笑冷落。我同几位要好的同学就把学习精力转向了课堂之外,经常到校外的公共图书馆和单位图书馆去阅读报刊书籍,逐渐养成了关心政治的兴趣,注意力也转向了人文社会科学,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下来。
我记得在部队服役时,除了职务工作,我最大的爱好就是买书、读书,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去新华书店买回一大包书,当成一周的精神大餐来享用,每天挑灯夜读,还大量订阅各种报刊,可能是所在部队自费购买书籍和订阅报刊最多的人吧。记得我从军队转业时,作为一名军官,只带了十多箱书籍,却没有一分钱积蓄,因为士兵期间每月的津贴和当军官之后每月的工资扣除很低标准的生活费之外都用于购书学习了。说一句实话:我在部队服役那个时代,刚恢复高考,大学生非常少,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被称为“天之骄子”,我特别羡慕他们;当时我们在前线打仗和军事演练时,每当从收音机里听到关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报道,例如介绍当时在校园流行跳交谊舞的报道时,真的对他们羡慕极了;但后来我多次去大学校园看望中学的老同学,接触了许多大学生之后,发现有些人的阅读量其实很小,四年本科快毕业了才看了不到一百本书,认识局限很大,有的人还喜欢夸夸其谈,于是对大学生的羡慕和崇拜的程度逐渐降低了,觉得对他们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不珍惜机会、不努力学习的人混迹在大学校园里。
由于我兴趣广泛、读书杂乱,从军队转业时对许多事情都有兴趣,却没有资历,一时间还不知道选择那个职业、专业更好。后来听说新兴的社会学不错,在一位老前辈的指导下,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经过特别安排的考试考察,进入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先是在图书情报室当资料员,同时在社会科学杂志社当编辑,后来到政治学研究室当研究人员,在工作中逐渐感受到法律和法学的特殊作用。当时所在单位有许多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受他们的影响很多,于是我就萌生了报考新兴的法律学科——行政法——研究生的想法。那时我已有中级职称,还是处级干部(政法研究所负责人),拿到了本科文凭,学过英语,又强化学习过日语,自我感觉考研不成问题,但1991年考研落榜的残酷现实让我深受打击。第二年我就特别认真对待、抓紧复习,在18名考生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当年西南政法大学仅一名的行政法研究生,是当年该校年龄最大的新生;入学前夕我又以刚刚达到合格线的成绩通过了录取比例仅约8%的律师资格考试,可谓当年进入法林的双丰收。自此,我在歌乐山麓开始接受正规法律教育,夯实法学理论基础,弥补知识结构缺陷;同时还从事了一些律师工作,积累法律实务经验。于是我与西南政法大学有了特别密切的关系,对它有着深厚的感情,现在还担任该校兼职教授呢。
行政法是一部规范行政权力与保护公民权利相结合的部门法,与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密切相关,比较符合我的研究志趣。我曾经当过半年时间的工人,当过一年半的农民,了解基层群众的一些想法和困苦,深感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协调关系是富国强民、社会和谐的基石,虽然我进入行政法学大门较晚,但从考研开始就未转过向,一直专心研究行政法,始终将精力投入这门学科。
把我引入行政法学大门的是王连昌教授。王老师是山东昌邑人,他作为中国行政法学会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学术名望很高。他经历丰富、思想敏锐,擅于前瞻性、多角度地观察思考社会问题,这是王老师对我的最大影响。王老师精力充沛、为人和善、关心学生,富有社会责任感,敢于并善于建言献策。他在学术界有很强的影响力和亲和力,尤其能和年轻学人融洽相处。
在西南政法大学对我的思想影响特别大的还有黎国智教授。他长期担任《现代法学》主编,当时是我国法学类学术期刊担任主编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权威。黎老师是我的广西玉林老乡,我经常向他请教问题,深入讨论疑难和热点的社会问题,他擅于分析把握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虽然他不是我的专业指导教师,但他对法制建设和法学发展的深刻见解对我有极大影响。黎老师疾恶如仇,对现实社会问题和体制弊端常持严厉批判态度;同时他良善宽和,一贯扶持青年法律学人,长期与法学界中青年骨干学者保持良好关系。可惜黎老师积劳成疾重病在床多年,每年回渝过年或出差,我都会去看望黎老师和王老师,两位恩师是我走入法林的引路人。
我于1997年到人大读博,导师是许崇德教授。他是我国宪法学界泰斗,多次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颁发聘书,是《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的起草人。恩师出生于上海,其丰富的人生阅历、独到的学术见解、儒雅的学者风范对我影响很大。他曾专门叮嘱我“学无止境,天道酬勤”。读博期间,我经常到他家里蹭饭,与许师和师母聊家常,不谈专业,远胜专业,可谓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特别惬意,至今难忘。许师年届八旬,但与时俱进,既有原则又不保守,仍活跃在学术前沿发挥着独特的引领作用,实为对我们中青年学人的不断鞭策。
还有一位恩师是皮纯协教授。我到人大读博、工作,部分原因也是他给我的建议和帮助。读博那几年我住校,课余就跟随皮老师搞科研,承担立法论证工作和编书撰稿工作,收获很多很大。皮老师是湖南澧县人,担任中国行政法学会负责人多年,人缘和口碑特别好,他助人为乐、扶掖后进的精神影响了我,所以我也一直把学生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深知老师们的举手之劳有时就能让身处困境的学生一下子渡过难关。2001年我调到人大工作后不久,皮老师就因为连夜集中大量批阅研究生毕业论文过度劳累,导致脑梗塞,至今不能说话、瘫痪在床,非常令人痛惜。
作为行政法学者,综观我国三十多年的行政法制发展,深感不仅要努力学习别国经验,自身也须要不断创新发展。我们没有本钱骄傲,但也无需妄自菲薄。例如在行政指导、综合调解、集中服务等方面已经显露出我们的一些优势和特长。可以想见,再经过数十年的创新发展,相信别国也会来学习我们的行政法制经验,对此要有信心。但是,目前法学界存在“学术浮躁”的现状,一些学人包括个别年轻学子惟我独优、急于事功、鄙视规则、弄虚作假、不负责任,不愿以人为本地善待他人特别是宽容学生,以致身败名裂或人际关系紧张,实在可悲可惜可忧。
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我非常不赞同法科生在学习阶段外出挣钱,例如那种实为挣钱的长期实习(适当体验一下法律实务工作,积累一点经验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分散精力,使人根本没有时间系统地储备知识。有效学习时间的集合就是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啊。如果在校期间能有足够的知识储备,特别是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对青年学生将会带来长久有力的帮助。建议青年学生把主要心思用在学习上,坐得冷板凳,终身都受益。从短期来看,知识积累能够使你在学习竞争中脱颖而出、迅速成长;从长期来看,知识积累会使你的发展充满后劲。
社会转型发展时期的大环境和欲望潮,的确让青年学子难以抗拒,难以静下心来做学问,这不免让人担忧。如果是青年教师,作为高端法律人才,过于浮躁就无法长期安心教研工作,或因弄虚作假破坏规则导致身败名裂,迟早须要另选事业目标和道路;如果是青年学生,不能静下心来学习就不能成为一个心智合格的法律人才,一旦走出校门从事具有特殊风险的法律实务工作,将面临许多考验。现在看来,外界诱惑太多和存在认识误区,是导致学子浮躁的主要原因。
如果青年学生已很浮躁怎么办?我来帮助分析一下。以目前研究生的学制来说,有两年制也有三年制,我觉得都太短,即便是三年制,满打满算你的读书时间不会超过1000天,能有800天就不错了。学习时间非常短促,理应踏踏实实地抓紧利用有限时间学习研究,提升法学素质和专业能力,这期间急于去讲课经商赚钱而不踏实地学习研究,是很不理性的短视做法。再则,现在的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它像毒瘾一样诱使、助成人们追求浮躁。如果学生没有认真读书、认真完成作业,就想作假蒙骗老师、混过考试,这个时候网络上的资料成为了学生的“救命稻草”,给心态浮躁又想混得文凭、捞到名利的人提供了便利。而且尝到好处往往逐渐上瘾、欲罢不能,终会害人害己,既毁了自身前程,也危害社会。农村有句老话叫做“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过去由于不合理的体制、机制作祟,人们无法认真种集体的地,大家都出工不出力、应付了事,最终自作自受、自食恶果,我国农村曾饿死了很多人呢。现在有些学生对付老师,手段很多、很巧,其实受损的不是老师,是学生自己,因为最终是学生没有掌握真才实学。
我曾经对到人大读研的新生讲过一段话,强调要注重修炼自身,培养良好的为人处事习惯,其中特别强调法律人不要有侥幸心理。法科学生如果平日不用功读书,考试之际又想取得与自己的努力不成正比的好成绩,无非采取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手段。今日的投机取巧、耍弄手段一旦得逞又缺乏自省,会使人形成找到门路就可“少付出、多回报”的错误认知,它会像“毒瘾”一样深深扎根于头脑,每到关键时刻或面临诱惑时,就会不自觉地采用此种思维定式和行为方式去思考处理问题,结果是害人害己,祸患无穷,有朝一日会摔大筋斗。
法学学生毕业之后的出路有“三道”——红道、黄道、黑道。红是从政;黄是从商;黑是从学,也即从事学问研究。(说明:红——古代官员的官帽多为红顶子,意味从政;黄——黄金,意味从商;黑——博士硕士袍的颜色为黑色,意味从学。)一般人能走通一道就不错,个别人能走通两道甚至三道。一旦确定走某一道的目标之后,应通过扩充学习和训练塑造自己,切实掌握该领域必须的知识和能力,这是事业成功的经验之谈。真心祝愿青年朋友都能走好选择的道路。
过去几十年我一直是边工作边学习,“学习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逐渐成为座右铭。但这里所说的学习并非狭义的“拿文凭”的意思,而是广义的学习,是“三人行必有我师”那样的学习。一个人如果立志高远且抱持不断学习进取的态度,进步一定很大。好似一个人每天都和阳光、水、空气亲密接触互动,但永远不会把它们当作一种负担吧?不把学习作为一种负担,而是作为生活中的阳光、水、空气,作为生活中的要素和习惯,那你就能快乐生活,就会有很快、很大的发展,不知不觉就快乐到达一个又一个事业高峰。没有攀上新高峰也见到了许多新风景啊!
我国正大力倡导建设学习型的政党、学习型的机关、学习型的干部队伍,这个提法非常好,大家都应为此不断努力。我一直认为,中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坚持这样的学习理念和行动恐怕是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它也有不少水分和变形。真心期盼转型发展的中国社会和勇于奋进的中华民族,能够真正成为学习型的国家、社会和民族。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附言:本文是《法学家茶座》近期约稿的原稿,根据博士生的建议在“中国宪政网”刊发。)
作者简介:莫于川,原籍山东,祖籍广西,1956年生于四川重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行政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政府法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多个高校和政府机关的兼职教授、法制顾问。
文章来源:《法学家茶座》2012年第2辑(总第35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发表时题为《学习是一种生活态度》,内容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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